研究院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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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成立于2019年春，其前身是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这之前则可以追溯到2000年成立的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经过近20年的不断发展，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研究领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机构。
在这近20年里，中心曾先后与哈佛-燕京学社、悉尼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弗莱堡大学汉学系等美洲、澳洲、欧洲和亚洲的知名学术机构合作，举办了5次“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还举办了7次 “当代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合作伙伴包括哈佛-燕京学社、世界大学联盟（WUN）、悉尼大学、利兹大学等。在这些研讨会和暑期班中，来自各国的学者讨论了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社会变迁、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动、城市移民与中产阶级的成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NGO、政府与社会、中国社会变迁中的妇女与性别、全球化视野下的劳工问题、人类学与中国研究等各个方面的当代中国问题。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国研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欧美日本等地区历史悠久的“汉学”研究传统，但更主要的是，它是对“当代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内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变迁的一种学术回应，是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全方位研究。最初，这种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主要立足于西方的学术源流，但逐渐，学者们开始意识到，这种将“东方经验”置于“西方知识”中进行考察的方式，隐含着西方知识体系的傲慢与偏见。【陈兼：《译者导言》，载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13，p33】如同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所指出的，大部分中国研究的核心概念与理论框架，如“冲击-回应”和 “传统-现代”的理论路径均来自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美国历史学研究，因此，“在破除一种视中国人无力实现自我转变而只能依靠西方引进现代化的偏见的同时，我们是否无意中又对中国历史形成了另一种偏见，即中国历史上只有那些已由西方历史经验所界定的导致现代性的变化才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变化？”【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pp. xvi~xvii】应该说，这些来自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批评，同样也是对国内早期不假思索地使用西方理论和概念对中国经验进行分析的倾向的一种宝贵提醒：如何“在中国发现中国”，并形成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路径和研究方法，是当代中国学者必须面对的挑战。它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二是如何“理论中国”。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当代中国研究不只着眼于当下，也不只关注某段特定的历史，而是在自40年代后期开始的社会发展脉络中不断追问我们的家国历史，以及我们将如何走向未来。由此，我们的问题意识更多地来自于当下中国社会，但当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时，则尝试将其置于较长时段的历史语境中，考察事实的缘起、变迁和当下的现状，也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考察人们作为个体的经验，以及他们作为集体的表达与行动。换言之，我们对于“当代”的考察，与其“过去”和“未来”息息相关，也与个体和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息息相关。
我们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理论中国”，这个问题与中国问题在全球学术语境中的正当性有密切关联。在中国做中国研究，似乎是无需自证其正当性的，但正如多位学者已经指出的，中国的“中国研究”面临两重挑战：一是如何不生硬套用西方现有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扎实的经验研究，发展出更具普遍解释力而非只适用于中国的理论。
理论中国的第二重挑战是我们能否回到中国的学术传统去寻求理论资源。所有的理论在起源之初，都是研究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学术回应，也有着其植根于社会语境的思想源流与观念脉络。正因如此，在当代的中国，理应产生直面回应当代问题的中国理论，而不只是让经验材料成为证实某一西方理论的又一论据。这是所有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为此，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自筹备期间，已经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在学校“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农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地标口述史、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的口述历史研究，我们还将运用大数据的技术来全景式地展现新中国思想观念、社会生活的变迁，通过书信、日记等史料来探察中国人私人日常生活与心态的微观世界。通过这些扎实的经验研究，我们期望出现基于中国本土社会的、富于“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