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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王余意、原璐璐）5月25日，“知青与铁姑娘”口述史研究工作坊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揭牌仪式在南京大学召开。南京大学常务副书记杨忠教授和1960年代中国知青典范董加耕先生共同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揭牌。来自全国各地的知青代表、来自海内外十余所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出席了揭牌仪式。仪式由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主持。
首先，杨忠教授代表南京大学致辞。他对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感谢远道而来的知青代表、嘉宾学者，以及长期以来支持南京大学的各界朋友。他指出，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具有扎根中国的优良传统和强大的学术生命力，学者们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发展中探索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为今后开展进一步研究夯实了基础。他表达了对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的美好愿景，希望研究院在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全球视野中重新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为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早日实现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
研究院副院长周海燕教授介绍道，“中国研究”是对当代中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内经历的巨大的社会变迁的一种学术回应，是用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对当代中国的全方位研究。研究院的前身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在近20年的不断发展中，通过承办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开设中国研究国际暑期班，编辑出版作为研究辑刊等途径，对于大量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她指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自筹备起，在学校“双一流”建设项目的大力支持下，致力于实现基于本土社会、富于历史观照与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创新的目标。她表示，研究院怀着紧迫的历史责任感，诚挚地邀请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共同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邓燕华教授向在座嘉宾介绍了《中国研究》学刊。她指出，这份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客体的学术刊物本着开放和务实的精神，坚持文化和历史的取向，以高质量的稿件水平持续入选CSSCI来源集刊。为了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中国研究》学刊采取匿名审稿制度，并且即将建立学刊的网站，期待与作者、读者形成广泛而深层的互动。她强调，研究院已形成了高质量学术刊物、高标准研究团队、高水平专题论坛的三位一体发展模式，必将有信心、有能力把杂志办好。
研究院院长助理陆远博士介绍了由周晓虹教授领衔的南京大学“卓越研究计划”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研究”。他指出，该项目计划在未来8-10年内，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标志性和代表性的工农业建设成果和遗产、代表性群体及相关文化传统进行多视角的跨学科研究，旨在科学总结和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路径选择、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同时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边界的拓展。目前，该项目已经开展了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农业建设口述史、新中国地标口述史、新中国人物群像口述史的口述历史研究，召开了两次学术研讨会，建立当代中国研究资料馆并有若干批珍贵资料入藏。
揭牌仪式上，杨忠教授为出席本次会议的十位知青代表颁发纪念铭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邓鹏教授向研究院捐赠关于知青研究的重要资料。揭牌仪式后，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举办了“知青与铁姑娘”口述史研究工作坊。来自美国海波因特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南京大学学报》、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等30余位专家学者，以及10余位知青代表就知青、铁姑娘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设想、主题及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5月22日-26日，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就知青、铁姑娘以及质性研究等相关主题举办了6场“中国讲堂”，吸引了众多师生及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听讲，受到一致好评。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金一虹教授从劳动的性别分工体制形成和文革时期“铁姑娘”的生产和符号化两条脉络分析了“铁姑娘”现象。她在历史长镜头下洞察了时代女性的形象塑造，包括近代“知识阶级”如何想象和制造“新女性”、共产党所开拓的“劳动妇女”形象制造的革命新传统，以及“国家制造”时代女性形象的谱系，由此回答了“铁姑娘”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金一虹教授也指出，“铁姑娘”在今天既被大众文化也被社会主流所遗忘与摒弃，提醒我们反思“铁姑娘”究竟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遗产还是历史包袱的问题。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大学邓鹏教授带来了关于“黑五类”子女“脱胎换骨”之路的讲演。他分析了1964-65年知青群体的构成、历史背景、心理结构和思想动机，利用丰富的史料和回忆录回溯了这一群体上山下乡的经历。他强调，我们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这不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道义。如实地记录历史，探寻诚实公正、温良敦厚的历史，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从知青接受地的安排和反应、知青与当地农民和干部如何互动的视角切入，考察了江西省对上海知青的接受与安置、知青与农民的工分矛盾、知青与农民的地域与观念差异、农村干部与知青的关系等问题。最后揭示出农民与知青的矛盾实质上反映的是农民与国家的矛盾，是农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逻辑之间的矛盾。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这场“国家花了200个亿”的运动最终换得“买了四个不满意”的尴尬结局。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编审刘亚秋以“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历史事件为中心，运用亲历者的知青文学叙事、访谈资料、回忆录等叙事文本，探讨知青记忆及其机制问题。她基于文学作品将知青叙事分为苦难记忆、青春无悔记忆及忏悔记忆三个分期，探讨三种记忆的内容、变迁过程、特征、理论机制以及三种记忆话语之间的关系，最终回到讨论“社会记忆的变与不变”以及“记忆是什么”的主题上。刘亚秋指出，知青记忆的变迁中暗含反思性叙事和温暖叙事两条线索，记忆的“不变”来自国家话语的强势介入，“变”的动力则来自于时代变迁、去政治化社会思潮及个体生命经历的变化。
南京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沈捷副教授讨论了知青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相互关系，阐释了知青记忆的主线——“受苦”和理性选择，以及青春有悔/无悔评价背后的复杂动因，对有关知青记忆的自我传承、家庭代际传承和物化传承进行解说。她认为，在知青记忆的叙事建构里，诉苦主题是下乡之苦和城乡之别，在集体记忆强音之下，个体记忆的“微光”依然时时闪现。在知青记忆的评价建构里，知青对插队生涯的评价包含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双重评判标准，他们的下乡经历和后知青时代的人生历程都影响其对知青生涯的评价。从知青记忆的传承来看，知青不仅积极进行自我记忆的传承，也开拓家庭记忆传承渠道，并与政府、市场合力推动知青物化记忆的流传。
复旦大学周怡教授通过规范与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如何进行质性研究写作作出指导。她首先依摘要、问题、理论综述、研究设计、实证发现和结论的写作顺序，就各个部分的写作原则做规范性的提点。而后周怡教授选择了三篇经典的质性研究范本，详解其中的写作要点及规范。具体包括如何理性安排写作顺序、理论文献的三种不同写作位置，以及由年代法、主题法和焦距法所构成的实证发现之写作等。
